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组织思啟社邀请我去作为嘉宾就中国网络审查分享，我虽然是网络工程师背景，但我不想讨论审查和反审查的技术细节，在天网摄像头、社会信用系统和移动支付的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数字化监控让民间没有团结起来形成组织的空间。我很想讲“如何像独裁者一样思考”，但要展开这个话题不容易。我于是选“审查如何工作的”，介绍在宣传和审查下，人的认知为什么被操控，为何要操控，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学校，我估计来旁听这个座谈的人会是英语使用者，但我的英文朗读缺乏训练导致朗读速度很慢，超过了十五分钟。所以我改为做中英文字幕的影片，就是下面这个影片了，欢迎观看。
审查，是强者对弱者的鞭打，塑造你的行为，塑造你的思想。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审查无所不在，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电视、报纸、电台、杂志、书籍、教科书，甚至演唱活动、运动赛事和商业活动。
如果你在中国，你会知道你不能在网络上提到天安门大屠杀和六四学生运动，你的内容不会发表成功，你会被警告，甚至你的帐号会被删除，或者你的网站会当局被勒令关掉。
如果你来自台湾，你会知道在中国不能说台湾是一个国家，你的中国客户会跟你翻脸，会用固定的句式“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纠正你；
如果你是NBA经理人，你在社交媒体上声援香港人民的抗争，中国政府会停播NBA赛事，中国公司会停止与NBA球队的商业合作。
如果你来自美国，提到武汉肺炎和武汉病毒，你的中国朋友会认为你“种族歧视”，要求你改用“新型冠状病毒”。
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审查。
从2000年以来，在百度、谷歌、新浪、腾讯等中国网络巨头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商的协助下，中共透过无数的宣传指令、封禁指令、网站黑名单、IP黑名单，结合硬件和行政流程打造了全面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打造出像电影《楚门的世界》的那样的言论环境，身处防火长城（GFW）内的人以为看到了整个世界，但他不知道那个世界是精心为他设计的世界。
2019年，抖音在美国成为拥有覆盖超过1亿青年的能力的中国公司，美国参议员要求国家情报局对抖音进行调查。抖音遵从中共的指令对内容进行审查，中共影响美国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若抖音让美国青少年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对权威充满敬仰，把独裁者当偶像进行崇拜，对自由主义充满敌意，对肤色充满自豪感，这将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自中共的审查能影响社会认知，影响学术界，影响政策，影响选举，甚至摧毁美国现有社会秩序。
2021年，美国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在受访中谈及中国，称他在造访中国期间，与中国政府官员交谈时有“积极的体验”，并称赞中国政府很关心人民福祉，可能比美国政府对人民福祉“更有责任感”。马斯克作为一个商界巨星，被中国政府体面的招待，得出对中国政府正面的评价，他和俄罗斯历史上那个参观波特金将军的村庄的俄罗斯女皇一样，他的认知被经过审查的宣传内容欺骗了。
波特金村庄的故事就是波将金将军为了让俄罗斯女皇相信自己的领地非常富有，在女皇巡查的河岸使用移动的房子来欺骗女皇。不让看真实的河岸是“审查”，给看重新组装的房子是“宣传”，女皇的认知就被“塑造”了。
# 审查为什么能起作用？
认知如何形成的呢？人类并无自由意志。人的一切认知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人是有判断能力的高级动物，判断能力又跟年龄正相关。正相关的意思是指一个变量增加或减小时，另一个变量也增加或减小。举例说，5岁的人，极大概率下，判断能力会弱于10岁的人。
判断能力跟快乐也正相关。认知放松度（Cognitive Ease）方面的分析认为，只要带着坚定、欢乐的语气传递资讯，加上不断重复，人类能熟练地完成条件反射，完成快乐的学习过程。
判断能力跟统计采样数量正相关。一个离群索居过着孤僻的生活，另一个人接触更多的人和事物，阅读更多的书和新闻，了解更多的可能性，这两个人一定拥有不同的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也跟关注方向相关。每个人的职业方向不完全一样，在不同领域表现出来的判断能力也会有差异。有相关领域训练的人能更为快速地作出判断，比如建筑师比政治学者更了解如何防范建筑被意外事件摧毁。
总而言之，判断能力跟“了解到的可能性”相关。没了解过另一种事件的可能性，就无法更为迅速的对意外的可能性作出判断，从而表现出较为迟钝的判断能力。
学习就是了解更多的可能性，而审查就是干预学习的过程，通过“审查和”宣传“两方面的工作，控制你获取的信息流向，塑造你的认知。谎言重复一千遍，能成为真理。
# 中共的审查的目标是什么？
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媒体，推行审查制度是为了塑造顺从的民众，是为了维持统治地位。
中共在最初的执政的三十年里，摧毁了自己的经济，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宣布改革开放，开始接受美国的橄榄枝，获得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援助，从全球化中受益。但中共在四十来年只进行经济改革，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胡锦涛的话就是“不折腾”。
在习近平时代，共产党的危机感更强烈了，于是打压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通过打压NGO、网络大V、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加强网络审查，重新塑造了舆论环境。
网络意见领袖陆续被上电视认罪，其他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也噤若寒蝉，学生会举报有自由主义倾向言论的老师，公众人物会因为不符合审查标准的言论丢掉工作，网络大V在胡锦涛时代发表的时政评论会被举报和批判。
理性的公共讨论再也没有了，公民社会抗争空间日益压缩，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却放任蔓延。
造成的后果是，国家主义至上，民族主义至上，经济发展至上，法律尊严被践踏，人民的基本人权被践踏；国家领袖被崇拜，被神化；民众分不清党、政府、国家三个概念；美化政府，美化警察，美化军队；没有在野党和反对党；军费和党费不做区分；用经济发展成就美化中共合法性；武汉肺炎源自武汉被否认。
在这种的环境下成长的年青人，缺乏对人权理念的理解，缺乏对他人的尊重，认为批评中共就是“反华”，在欧美国家留学时表现出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攻击性，接受中共的“香港暴徒”和“港独”的说法，撕毁连侬墙，积极捍卫中共的口径。自他人看来是“被洗脑”，自他本人来看，则这是他信任的人帮助他竖立的坚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