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醒来，由于昨晚太累就没写完日志再睡，所以赶紧补写日志记录去阿姆斯特丹的行程。这次睡了6个小时，眼睛仍然没有恢复，仍然是红的。写完日志都8点半了，于是又用酒店电话叫醒Steve和威丽，约好9点下楼去自助餐厅吃早餐。
吃早餐的时候又遇到Wael先生，我们昨天晚上看了关于叙利亚的记录片，看到叙利亚的人们都卖掉房子买武器拉上亲戚朋友就号称是Free Syria Army，现在叙利亚仍然处于内部战争之中。我没看完就昏过去了——我太累了，醒来时就看见Wael先生在回答现场观众问题。我和Steve在进电影院看之前，还说，如果看了就可以和Wael聊更多了。所以我问了Wael先生，在海外组织新的政府结构时会不会有来自政府的威胁，他说当然有，他们也会在叙利亚和英国的时候，有保镖保护，但不会像电影黑帮老大出场那样，应该是有人暗暗地保护他们。
吃完早餐，接受“that matter”的采访，记者叫Rose，说采访会在第二天印刷在电影节自己的报纸上。采访中我提到我写BLOG最酷的事情就是摧毁了一个产业：外发加工，几乎所有的外发加工都是骗局，但是高价提供原材料也承诺回收成本，但真正返回成品时却说成品不合格拒绝回购，小投资者却没有足够精力去打官司，这个骗局一直存在，直到我写的《外发加工骗局》一直占领搜索引擎的前面的结果，使许多人免于上当受骗。
中午是一个圆桌会议，有荷兰外交部的人权官员Lionel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Zonka主持，他们先介绍了人权为什么重要，为什么现在其他国家可以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被批评人权问题时，中国政府说发展经济让更多的人吃上饭这就是最大的人权，但荷兰的政府认为，我们并不是要在发展经济和保护人权中选一个，而是两个都要照顾。大概有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人权捍卫者”轮流发言，可以说希望欧盟、荷兰、联合国怎么做，有来自柬埔寨的房屋捍卫者Vanny批评中国公司SUKAKU.Inc在柬埔寨抢土地，批评欧盟不给力，没帮助声援他们;有朝鲜脱北者申东革，还有印度的“人权捍卫者”也怪中国不好，搞得轮到我最后发言时，我得先向他们道歉，说这得怪我没拿到选票没有监督我们的政府。然后我用英文介绍我自己，我的请求是，现在有中国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在联署签名要求中国的国会authrize《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就可以把人权公约中的基本人权要求写入到宪法和各级子法了，我说中国政府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15年了，还没落实人权公约。圆桌会议结束后，我就去问Lionel和Zonka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向中国政府捎个信，让他们记得赶紧把基本人权要求写入到宪法中，因为我在中国可没什么机会跟外交部这级别的官员聊天或吃饭。有趣的事情是，Zonka说荷兰做Lobby很容易，你得Lobby(游说)，我听得懂，我说我正在Lobbing，大家哈哈笑。
圆桌会议结束后又去看《high tech low life》，回答观众提问，我又游说观众投票支持《high tech low life》来着：）
就是一个晚餐会，我找申东革聊天，他出生在劳改农场，他说逃出来要塞很多钱，塞钱给边防军队，塞钱给收留他干活的中国农村。他说他会说中文是干活时听会的，不是东北口音，他说朝鲜人学中国话都是这口音。他在中国农村干了一年活，现在在韩国，做NGO，要帮助脱北者发出声音。吃饭时，我坐在一个叫Michael的前面，黑人，像个篮球运动员，一问结果是评委，我于是又Lobby了，告诉他去看《high tech low life》，我希望得到奖：）不试不知道，能不能得奖就听天由命啦。
晚餐全就是《A matter of ACT 2013》的电影之夜了，这是Amnesty International举办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国际大赦”，表彰全球的“人权捍卫者英雄”，擦，在这个星期之前，没人叫我“人权捍卫者”，我就这么突然成了”human right defender”还成了“hero”,太神奇了。我和其他国家的许多活跃分子都拿到一块牌子和一束花，但没其他奖品，我又是最后一个上台的人，看来就我不够努力啊。然后们开始看电影《fobidden voices》，是Babara Miller拍的三个不同国家的女Blogger，有古巴的Yoanl Sanchez和伊朗的 Farnaz Seifi，还有中国的曾金燕，四大邪恶国家里的朝鲜就没Blogger出场了。记录片中曾金燕的部分，就是引用了《自由城的囚徒》的画面，好像Babara没能亲自拍摄到什么内容。
看完电影后就是一个电影节狂欢晚会，有黑人音乐，我也跟着威丽在跳舞来着，跳舞不用讲究，跟着节奏动就好了，我开始还以为是disco那样的舞呢。
这篇BLOG也是睡醒后补写的，这次又睡了6个小时。眼睛还是不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