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中宣部》—谁来诘问、监督并制衡中宣部?

《讨伐中宣部》的全文在大陆网上已经绝迹，但是网友交流的论坛上，仍有零星的讨论。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的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他们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从上到下各级他们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于是中宣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他们”，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他们”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他们》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他们，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方颅圆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他们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他们后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他们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他们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他们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元旦那天，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主席和…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