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到了

2008年10月4号，农历九月初六，我的第二十七个生日。时间过得真快，十六岁到二十七岁这段时间的记忆非常清晰，我居然就要吃二十八岁的饭了，搞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居然还是单身一人，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更没有同龄人的沉稳，我还仍然经常被人当成没毕业的学生，并且总是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情。

不过，我对我过去的二十七年是很满意的，虽然我在不同的学校退学了三次，那经常受人诅咒的古怪的性格没有让我变得平庸，反而让我脱颖而出了。

这些年，天马行空，玩得很开心，很高兴认识许多有趣的同类人。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听得最多的评价是：佩服你的勇气。他们这样说得好像我曾经出生入死一样。我只不过是去某些行业的雷区去踩了几下嘛，中宣部的那些雷又雷不到我。不过，我还是得承认我的无知——对黑暗的无知让我对黑暗没有恐惧。这也许是我的一个优点。

还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那个在瑞典挖石油的变态傻逼在一个邮件列表里说看到我的那个头像的T恤，说联想到了那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切·格瓦拉，我要是有那么拉风就好了，我就可以卖很多T恤赚很多很多钱，但是，我可不想像切·格瓦拉那么快就死掉，我还没老婆孩子呢。

有一段曾经被无数的上一代中国青年记住的话是：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觉得我有资格在若干年对我孙子说，想当年，你爷爷我，为了自己的言论自由，英勇地和史上最强大的专制政府在网络上作战，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政府在网络上追杀，一共被屏蔽了20个IP，政府还动用DNS干扰来阻止网民访问我的网站，但我没犯法，他们拿我没有办法，不能光明正大的来影响我的人身安全让我进监狱，你爷爷我最拉风了，你今天享有的公民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没准有我当年的功劳 :-) 。

好了，我不自吹自擂了，估计有不少不懂得生活情趣的人会讨厌我不懂得谦虚。生日到了，没啥，我早就准备去迷笛音乐学校去看迷笛音乐节，我带了帐篷和睡袋，去那里呆一个晚上。想为我现场祝贺生日的请去笛音乐学校(瑞王坟站)啊。

顺便推荐一下连岳的《我们就是体制》这篇文章，正合“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之意，也道出了“用脚投票”才是民主的真谛，也包含“非暴力不合作”的意思，我们就是体制！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才能保护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上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华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多么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对了，谁要送我生日礼貌，请给我人民币，黄金也行，多多益善。我很想买些设备，雇个搭档，干点正事。